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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是誰?杜甫活了多少歲

時間:2017-07-12   閱讀:

杜甫是誰?相信大家都會在小學的時候也學過杜甫的詩,而對于杜甫對詩歌中的影響,也是很深遠的,而最后也是讓后人也是稱之為“詩圣”,那么杜甫是誰?杜甫活了多少歲到底如何?下面一起來看看吧。

杜甫是誰?杜甫活了多少歲

杜甫是誰?杜甫活了多少歲

唐朝著名現實主義詩人;杜甫

杜甫(公元712年-公元770年),字子美,漢族,本襄陽人,后徙河南鞏縣。與另兩位詩人李商隱與杜牧即“小李杜”區別,杜甫與李白又合稱“大李杜”,杜甫也常被稱為“老杜”。

杜甫在中國古典詩歌中的影響非常深遠,被后人稱為“詩圣”,他的詩被稱為“詩史”。后世稱其杜拾遺、杜工部,也稱他杜少陵、杜草堂。

杜甫創作了《春望》、《北征》、《三吏》、《三別》等名作。759年杜甫棄官入川,雖然躲避了戰亂,生活相對安定,但仍然心系蒼生,胸懷國事。雖然杜甫是個現實主義詩人,但他也有狂放不羈的一面,從其名作《飲中八仙歌》不難看出杜甫的豪氣干云。

杜甫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他有“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宏偉抱負。杜甫雖然在世時名聲并不顯赫,但后來聲名遠播,對中國文學和日本文學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杜甫共有約1500首詩歌被保留了下來,大多集于《杜工部集》。

杜甫活了多少歲

杜甫(712-770),字子美,生于河南鞏縣(今河南省鞏縣),是名詩人杜審言的孫子。因曾居長安城南少陵,故自稱少陵野老,世稱杜少陵。三十五歲以前讀書與游歷。天寶年間到長安,仕進無門,困頓了十年,才獲得右衛率府胄曹參軍的小職。安史之亂開始,他流亡顛沛,竟為叛軍所俘;脫險后,授官左拾遺。乾元二年(七五九),他棄官西行,最后到四川,定居成都一度在劍南節度使嚴武幕中任檢校工部員外郎,故又有杜工部之稱。晚年舉家東遷,途中留滯夔州二年,出峽。漂泊鄂、湘一帶,貧病而卒。

子美生活在唐朝由盛轉衰的歷史時期,其詩多涉筆社會動蕩、政治黑暗、人民疾苦,被譽為「詩史」。其人憂國憂民,人格高尚,詩藝精湛,被奉為「詩圣」。

杜甫善于運用古典詩歌的許多體制,并加以創造性地發展。他是新樂府詩體的開路人。他的樂府詩,促成了中唐時期新樂府運動的發展。他的五七古長篇,亦詩亦史,展開鋪敘,而又著力于全篇的回旋往復,標志著我國詩歌藝術的高度成就。杜甫在五七律上也表現出顯著的創造性,積累了關于聲律、對仗、煉字煉句等完整的藝術經驗,使這一體裁達到完全成熟的階段。有《杜工部集》傳世

杜甫的軼事典故

憤斥皇親

唐玄宗當政時期的唐王朝,在當時的世界上是一個大國。但就在這表面上看起來仍然強大的大國里,因上下其手等諸多原因,業已孳生著崩潰的征兆。終于唐王朝迅速走向傾覆的轉折點——“安史之亂”的發生。杜甫獲悉這種情況后,覺得當權者不顧民生只顧自己享樂的做法,定然會導致國家的敗亡;于是他便大為憤慨地揮筆寫下后來被選進著名選本《唐詩三百首》的詩作,亦即題為《麗人行》的七言長篇古詩。該詩由于把楊家那炙手可熱的奢侈生活作了大膽的諷刺和深刻的揭露,成為一首名副其實的“史詩”;而人們還從中概括出一個成語“炙手可熱”,用來表明氣焰很盛,權勢很大的那一號貨色。

死因之謎

多少年來,杜甫給后人留下的最大疑惑是他的死因。文學、史學界針對杜甫的死因提出了五種死因:

一、病死說

翻閱莫礪鋒、童強著《杜甫傳》,關于杜甫的死,書中寫道:“冬天到了,詩人病倒了。病倒在行往衡陽的舟中。……一顆巨星就在這無限的孤獨、寂寞中隕落了。”

二、賜死

此說最早出自于假冒唐朝李觀的名義寫的《杜拾遺補遺》。這種說法自提出后,后來歷朝歷代的學者對此說進行批駁,并明確指出此段文字中最大的問題,即文中提到唐玄宗在770年賜死杜甫,而唐玄宗死于寶應元年(762)。

三、自沉于水而死

此說源于偽托唐朝韓愈名義撰的《題杜子美墳》提出“三賢(指屈原、李白、杜甫)同歸一水”的說法。三人懷沙自沉,這顯然是一種沒有絲毫根據的想象。

四、食物中毒而死

提出此說的是現代著名學者郭沫若,郭沫若的這種說法同樣具有猜測性,幾乎沒有文獻作為依據純屬于個人的文學創作。

五、消化不良而死

杜甫的死和饑餓有著斬不斷的聯系,離開四川后的杜甫客居湖南,由于被突然的洪水所圍困,連續餓了9天(一說是連續餓了5天)。當地縣令用小船把杜甫救了回來,以牛炙(炙:烤肉)白酒招待他,難得饕餮一回的杜甫因許久未進食,腸胃難以承受,最終因消化不良而死。  

杜甫的主要思想是什么

用杜甫自己的話來說,“窮年憂黎元”,是他的中心思想,“濟時肯殺身”,是他的一貫精神。他拿這些來要求自己,也用以勉勵朋友。他表彰元結說,“道州憂黎庶,詞氣浩縱橫。”他對嚴武說,“公若登臺輔,臨危莫愛身。”他對裴虬也說,“致君堯舜付公等,早據要路思捐軀。”正是這些進步思想,形成了杜甫那種永不衰退的政治熱情、堅忍不拔的頑強性格,和胸懷開闊的樂觀精神,使他成為我國歷史上政治性最強的偉大詩人。當然,這和他的接近人民的生活實踐也是分不開的。

杜甫出生在一個世代“奉儒守官”的具有悠久傳統的官僚世家,家庭給予杜甫正統的儒家文化教養和務必要在仕途上有所作為的雄心。所以杜甫稱做官是他們家族的“素業”——世代相襲的職業,他的各種文化教養以及以后的種種行為都是在為追求仕途事業和為官行道相聯系。如他在《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中寫道“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治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這就是一種企望入仕,在仕途大業中實現自己“治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理想抱負,即渴望在社會實際工作中建功立業,兼濟蒼生。三十五歲以前,是杜甫的讀書和壯游時期。正當開元盛世,杜甫的經濟狀況也較好,這是他一生中最快意的時期。從二十歲起,他結束了書齋生活,開始了為時十年以上的“壯游”。在這長期的壯游中,杜甫接觸到我們祖國無比豐富的文化遺產和壯麗河山,不僅充實了他的生活,也擴大了他的視野和心胸,為他早期詩歌帶來相當濃厚的浪漫主義色彩。《望岳》詩可為代表。“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正流露了詩人對一切事業(包括創作在內)的雄心壯志。但由于這種生活方式,不可能接近人民,深入現實,因此,作為一個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這只是他的創作的一個準備時期。

杜甫走向現實主義,是從第二期(三十五到四十四歲)十載長安的困守開始的。這是安史之亂的醞釀時期,當權的是奸相李林甫和楊國忠,杜甫不僅不能實現他的“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政治抱負,而且開始過著“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的屈辱生活,以至經常挨餓受凍:“饑餓動即向一旬,敝衣何啻懸百結。”在饑寒的煎熬下,杜甫也曾經想到退隱,作一個“瀟灑送日月”的巢父、許由,杜甫沒有回避艱苦,還是堅決走上積極入世的道路。生活折磨了杜甫,也成全了杜甫,使他逐漸深入人民生活,看到人民的痛苦,也看到統治階級的罪惡,從而寫出了《兵車行》、《麗人行》、《赴奉先詠懷》等現實主義杰作。杜甫也曾有這樣的詩句“男兒生世間,及壯當封侯”;“丈夫誓許國,憤惋復何有?功名圖麒麟,戰骨當速朽。”又如“丈夫四方志,安可辭固窮”等,這些詩句無一不反映出杜甫身上那種渴望濟世揚名,渴望建功立業的雄懷大志,但是杜甫的這種理想和抱負建立在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以及憂患意識之上的。十年困守的結果,使杜甫變成了一個憂國憂民的詩人。這才確定了杜甫此后生活道路和創作道路的方向。

從四十五歲到四十八歲,是杜甫生活的第三期,陷賊與為官時期。這是安史之亂最劇烈的時期,國家岌岌可危,人民災難慘重,詩人也歷盡艱險。安史之亂是帶有民族矛盾性質的,當時進行的戰爭乃是有關國家存亡的自衛戰爭。因此杜甫對待戰爭的態度也就和以前不同,不是反對,而是積極號召。他哀悼那為國犧牲的“四萬義軍”,他告誡文武官吏要“戮力掃攙槍”,他一方面大力揭露兵役的黑暗,同情人民;一方面還是勉勵人民參戰。由于深入人民生活,并投入實際斗爭,這就使他寫出了《悲陳陶》、《哀江頭》、《春望》、《羌村》、《北征》、《洗兵馬》和“三吏”、“三別”等一系列具有高度的人民性和愛國精神的詩篇,并達到了現實主義的高峰。如他的詩歌《登岳陽樓》:“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在這首詩歌當中,詩人站在岳陽樓上,通過遠眺,想到了兵荒馬亂、戰火紛飛的社會狀況,從而憑依窗軒,胸懷家園,不禁涕淚交流。又如:《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而在這首詩中,由于聽到朝廷收復失地的消息而驚喜若狂。這兩首詩都是杜甫流落漂泊之時所作。由于安史之亂,社會顯得一片狼藉,所以杜甫無時不期望著能夠平息叛亂,社會歸于安定。因此當他想到國家遭殃,戰火不熄,生靈涂炭的時候就流淚不止,而當聽說官軍收復了薊北,于是又喜極而泣,不能自抑。可見,杜甫的憂來自于國家,喜亦是來自于國家,這就是儒家知識分子身上所具有的以天下為己任的社會責任感和憂患意識。

“滿目悲生事,因人作遠游。”759年七月,杜甫棄官于這年年底到達成都,在成都西郊蓋了一所草堂,開始他最后一期“漂泊西南”的生活。在漂泊的十一年中,他經常過著“生涯似眾人”的日子。他愛和勞動人民往來,而憎厭官僚,所以說:“不愛入州府,畏人嫌我真。及乎歸茅宇,旁舍未曾嗔。”杜甫的生活仍然很苦,在他逝世的那一年,還因為避臧介之亂而挨了五天餓。可貴的是,他在生活上不論怎樣苦,也不論漂泊到什么地方,他總是在關懷著國家的安危和人民的疾苦。同時也從不曾忘記或放松自己的創作,在漂泊的十一年間,他寫了一千多首詩。《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又呈吳郎》、《遭田父泥飲》、《諸將》、《秋興》、《歲晏行》等都是這時期最優秀的作品。和前期不同的,是帶有更多的抒情性質,形式也更多樣化。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創造性地賦予七言律詩以重大的政治和社會內容。

杜甫在四川漂泊了八、九年,在湖北、湖南漂泊了兩三年,770年冬,死在由長沙到岳陽的一條破船上。“戰血流依舊,軍聲動至今”,這是他對國家和人民最后的懷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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